罗姆人大屠杀纪念日：聆听受害者的声音
2021年8月8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亲爱的班内特拉（Banetla），班贝格（Margarete Bamberger）给她在柏林的姐姐的信中写道：“不得不告知你，我的两个最小的孩子已经死了。”她的信是在1943年从奥斯威辛-比克瑙（ Auschwitz-Birkenau）的所谓“茨冈人（Zigeuner）人营地”偷拿出来的。班贝格和丈夫威利（ Willi） 以及他们的孩子们被关在那里。她和丈夫得以幸存，孩子们却都没能存活下来。
1943年，班贝格请求收信人提供鱼肝油、止咳糖浆、维生素C、洗衣粉和疥疮药：“即使是微小的东西，也能给我们带来很大帮助”。 她在信的结尾用罗姆语暗指自己可怕的处境：“来自奈斯莱平（Baro Naßlepin）、埃伦塔（Elenta）和马雷平（Marepin）的额外问候”——意思是“疾病、苦难和谋杀”。
她的信是罗姆人数字档案（RomArchive）里“受害者之声 ”网站的60份证词之一，读者现在既可以阅读原文，也可以听到德语、英语和罗姆语的音频。在历史学家芬斯（Karola Fings）的协调下，欧洲学者收集了来自20个国家的受迫害少数群体成员的信件和证词。这些国家分别是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波黑、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拉脱维亚、荷兰、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斯洛伐克、瑞士和乌克兰。
这些资料的特别之处是：不仅肇事者有发言权，辛提人和罗姆人自己也可以发声，海德堡大学反犹太主义研究中心的芬斯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如是强调。这些文本是在迫害期间或之后不久写的，当时受害者对针对少数群体的罪行进行了指证，并试图将犯罪者绳之以法。
1944年奥斯威辛-比克瑙大屠杀
和班贝格的孩子一样，绝大多数囚犯都死于饥饿、疾病和暴力。芬斯说，1944年8月2日至3日的夜晚，对辛提人和罗姆人的种族主义迫害达到“恐怖的高潮”。
德国纳粹党卫军拆散了家庭营地：他们将4300名大声哭喊的人杀死，这是对辛提人和罗姆人进行种族灭绝的恐怖日子，这一罪行也被称为Porajmos，意为“大吞噬”。欧洲议会已将8月2日定为欧洲辛提人和罗姆人大屠杀纪念日。由于新冠疫情，今年的纪念日活动主要是在网上进行。
施密特（Zilli Schmidt）的女儿、四岁的格雷特尔（Gretel）也在1944年的大屠杀中被毒气毒死。格雷特尔的祖父母和姑姑以及姑姑的六个孩子也未能幸免于难。与其他适合工作的集中营囚犯一样，格雷特尔的母亲在屠杀前被带走了。当她想从火车上跑向她的家人时，党卫军医生门格勒（Josef Mengele）用一记耳光将她打回到车厢里。这位母亲回忆：“他救了我的命，但却无济于事。”
来自慕尼黑的霍伦雷纳（Mano Höllenreiner）（10岁）也与他的父母一起被运往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他在奥斯威辛失去了许多亲戚：表兄妹和他们的孩子、姑姑和 “我可怜的祖母，我非常爱她——也被毒死了”。
从天主教孤儿院到奥斯威辛集中营
库尔茨（Franziska Kurz）的孩子奥托 （Otto）索尼娅（Sonja）、托马斯（Thomas）和阿尔伯特（Albert）被人带去了孤儿院。从那里，他们又被遣送至奥斯威辛集中营。
1946年，库尔茨写信给圣约瑟夫护理所（St. Josefspflege）天主教孤儿院的女院长。警察当时曾口头告诉她：“我的四个孩子在奥斯威辛”。她问：“您还想从我可怜的孩子身上得到什么？”答案很简单：“灭绝”。她被警告要“保持沉默”。否则，她和其最小的孩子玛丽亚（Maria）也将被送入集中营。
奥托、索尼娅、托马斯和阿尔伯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杀害。圣约瑟夫护理所的39名辛提儿童中，只有4人幸存。天主教会并未能保护他们。这并非个例。1943年5月，当面临被遣送至奥斯威辛和强制绝育的威胁时，罗斯（Oskar Rose）写信给布雷斯劳（Breslau）大主教寻求保护。他强调说，这无关个别家庭，“而是关系到罗马天主教会的14000名成员。”
和其他的呼救声一样，这封信也没有得到回应。芬斯说，在被德军占领的南斯拉夫和苏联有一些例子表明，反而是“穆斯林社区保护了罗姆人，使其免于被遣送。”
欧洲的种族灭绝-——远不止奥斯威辛
德国纳粹在欧洲的所到之处，辛提人和罗姆人都受到了迫害。许多人在难民营被屠杀或就地被枪杀。芬斯解释：“具体取决于当地的占领政策和盟友”。
她说，就德国占领下的波兰而言，除了灭绝营之外，还有大约180个已知的屠杀地点。对苏联或南斯拉夫来说，也是如此，“大多数受害者不是在集中营里被谋杀，而是当场被枪杀”。
在被占领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即现在的捷克共和国，辛提人和罗姆人被关在莱提（Lety）和霍多宁（Hodonin）集中营，然后被遣送到奥斯威辛。 克罗地亚的亚塞诺瓦茨（Jasenovac）是“一个特别残酷的集中营，许多人被殴打致死”。
克罗地亚罗姆人：“此行有去无回”
尼科利奇（Josip Joka Nikolić） 是一位音乐家，他回忆说：“从我出生到1942年，我和我的家人一直生活在普雷达维茨村（Predavec）。”突然有一天，宪兵和亲法西斯的“克罗地亚独立国”（NDH）的乌斯塔沙（Ustaša）破门而入，带走了他的一家人，村里的其他罗姆人家庭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他们据说“要被重新安置”——老人孩子无一例外：他的妻子、八个月大的女儿、父母、兄弟及其家人。他们被牛车运到亚塞诺瓦茨（Jasenovac ）集中营。
尼科利奇意识到：“此行有去无回”。他被迫与妻子和孩子分开，不久后和其他男人一起被带去处决。他设法逃脱并加入游击队的抵抗运动。他的全家人都死在亚塞诺瓦茨集中营。尼科利奇于1952年在针对“克罗地亚独立国”内政部长的刑事诉讼中作证，但后者已逃往美国。
塞尔维亚罗姆人：“我最小的孩子被饿死了”
斯坦科维奇（Milena Stanković）回忆道，1941年10月底，德国人包围了她所在的贝尔格莱德（Belgrad）的街区，“塞尔维亚国家安全局的两名特工和两名宪兵闯入我们的公寓”。她的丈夫和一个兄弟是政府雇员，她的继子是音乐家，另一个兄弟是工人。他们都有孩子，都是塞尔维亚公民。他们被带到一个关有约1500名罗姆人的集中营。几天后，他们在城外被枪杀。
在男人们被杀的一个月后，带着孩子的妇女们也被德国占领者和塞尔维亚当局用卡车带到了集中营。他们遭受着极度的寒冷和饥饿。米尔科维奇（Natalija Mirković）说：“因为我无法哺乳，我最小的孩子被饿死了。”
那些能证明有固定住所的人后来被释放了，邻居们纷纷伸出援手。其他人估计是与犹太人一起被杀了。1942年8月，德国驻塞尔维亚军事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宣布，塞尔维亚是唯一一个“解决了犹太人和茨冈人问题”的国家。
《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的辛提人和罗姆人纪念册》收录了来自11个欧洲国家被遣送到奥斯威辛-比克瑙的近21000人的名字。在欧洲被谋杀的总人数不详
匈牙利罗姆人：“他用机枪把她的孩子从肚子里打了出来”
1945年2月，当三、四十名宪兵来到匈牙利西部的一个罗姆人定居点时，拉卡托斯（Angela Lakatos）正在孕晚期，并出现了痉挛。她求助的时候，一名宪兵残酷回应：“你们去死吧。”120名罗姆人被锁在一个谷仓里。他们为孩子们讨水喝，却遭到殴打。
先是男人被带走，然后是年轻的女人。另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走不动路时，遭到一名宪兵的殴打，另一名宪兵“用机枪把孩子从她肚子里打了出来”。拉卡托斯和其他人被赶到一个坑里，她回忆：“在那里，我看到了我父亲和两个兄弟的尸体。”
她用围巾蒙住头，“因为不敢看即将发生的事情。随之而来的是枪林弹雨。她被打中了八次。胳膊、腿、肚子都中了枪。其他人倒在她身上，为她挡住了不少子弹。几个小时后，她从坑里爬了出来。
拉卡托斯身受重伤，但得以幸存，她失去了整个家庭和未出生的孩子。战争结束后，她作为证人指证指挥官平特尔（József Pintér），并强调了其有针对性的行动。平特尔被判定为战犯，并在1948年9月遭到处决——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因杀害罗姆人而被追究责任的罪犯之一。
俄罗斯罗姆人：“被活活扔进坑里”
克利洛娃（Lidija Nikitična Krylova）指出“德国侵略者在亚历山德罗夫卡（Aleksandrovka）村对爱好和平的苏联公民、罗姆人集体农场成员犯下的噩梦般的罪行”。1942年4月，一名德国军官拿着一份名单逐一喊出村民的名字。侵略者将非罗姆人放回家。
罗姆人则“像牲口一样”被人用鞭子驱赶到一个坑的边缘，并且被剥光衣服。侵略者将大一点的孩子在他们的母亲面前射死，把幼儿从母亲的怀里扯出来扔进坑里。
“不仅是孩子被活生生地扔进坑里，“这位幸存者控诉道：德国侵略者把一位生病的老妇人也推进了坑里。克利洛娃和一些人在最后一刻得以逃生。他们后来在苏联对纳粹暴力罪行的调查中进行作证。
东欧的罗姆人被排除在赔偿之外
芬斯说，在许多国家，辛提人和罗姆人是系统性种族灭绝的受害者这一事实鲜为人知。欧洲设立纪念日后才使人们意识到相关暴力和杀戮罪行的严重程度。芬斯目前负责一项关于德国纳粹种族灭绝的百科全书的研究。德国联邦外交部为该项目提供了120万欧元的资金。
这位历史学家是反茨冈主义独立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最近提交了其最终报告。芬斯指出，除了明确承认种族灭绝并由真相委员会进行澄清外，还必须有物质赔偿，不仅是在德国：“也涉及到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在东欧，他们在1945年后被完全排除在赔偿之外”。此外，她表示，委员会还要求德国像对待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及其后代那样承担责任，“承认罗姆人是特别需要保护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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