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習的「改革」—經濟內循環到政治大融合
2020年11月2日(德國之聲中文網)為期四天的中共19屆五中全會正式提出了2035年的遠景目標,而下個五年對中國領導人來說是關鍵的五年,中共到底能否實現自己中國夢,在這五年裡多少就能有個眉目。
從去年以來中國決策層主要從國內政策角度提出了應對內部和外部變局的辦法,並已作出一系列重大的方向性部署,核心是確立了以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格局,將中國的發展方向從融入國際循環轉軌到以內在發展為主。中央層面想參照三藩市大灣區、紐約大灣區以及東京大灣區,建一個中國自己的粵港澳大灣區。
本文要表述兩個觀點。首先,很多人通常從粵港澳大灣區的計劃以及習近平最近的深圳之行僅僅看到了習近平經濟方面"內循環", 而忽視了政治上的"內循環",即政治上的大融合,這也就是用官方的話語說的"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也就是把香港融合到大陸來的內循環。
其次,中國目前的改革還是有空間的,而並非像有些專家們斷定的那樣,中國的改革就剩政治制度那一塊了,而且一改革,共產黨就會垮。從習近平這次在深圳的講話以及給深圳的試錯與改革的特許權來看,不管是目前還是今後的改革的清單裡面,改革的目的都旨在增添中共的業績,推動經濟發展,這裡空間還是有的。即便是行政權方面的改革,只要能維護黨的"核心利益",中央甚至會從某種層度默認讓地方政府丟失一些本來屬於它們的地盤。
中央層面以設立深圳經濟特區40周年為契機,宣佈深圳實施綜合授權改革試點。而這個想法,在去年就已醞釀設計完畢。 2019年7月24日,中國各領域改革的最頂層議事協調機構--中共中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通過《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簡稱《意見》)。根據《意見》,中南海為深圳設定的"三步走"路線:即2025年,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中期目標是,在2035年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長期而言,是在本世紀中葉成為"全球標桿城市"。
習近平之所以選擇了深圳作為改革的試點,應該由如下幾個因素決定的。
加強統治地位的合法性
就歷史的淵源來說,1980年代,鄧小平提出建立經濟特區,開啟了整個中國的全面轉型的序幕。鄧小平的威望使得他以後的執政者,至少不敢正面與其唱對台戲。而深圳是所有經濟特區中可謂最成功的一個。中共領導人一般會利用南巡向外界傳遞一些重要訊號。這種做法始於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鄧小平的1992年南下巡視,即對深圳、珠海、廣州、上海等地走訪,特別在深圳期間,他鼓勵深圳政府"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曾分別在其執政期間出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20周年和30周年的慶祝大會,表明自己繼續鄧小平的改革與開放。從此深圳便成了一個改革的象徵。而這次習近平第三次南巡,就體現出他還不得不像前任一樣,通過繼承鄧小平的傳統來獲得在黨內的絕對領導的合法性地位,以彌補他因在外交政策方面以及意識形態上與鄧的思路不一樣而引起的黨內的不滿。 他力圖利用深圳講話激起人們對深圳改革歷史的回憶,其中子讓也包括追憶他父親在深圳經濟特區的貢獻,這一切,有利於他的地位的鞏固。
同時,他也要顯示出他是改革的倡導者。官方在他講話前,即在10月11日發布了《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按照方案要求,深圳將主要在土地管理自主決策權,人才和戶籍制度改革,金融業和航運業等行業的對外開放等四個方面被賦予更多自主權。
深圳的實力
今年賦予深圳改革的優先權的第二個原因,也是靠著深圳本身通過臨近香港的優勢、幾十年的努力而獲得的實力。
40年過後,深圳GDP超越香港,從而成為全中國第一名,而在產業佈局、科技創新及世界五百強企業等各方面均已走在了香港的前面。今年發布的官方調查表明深圳在城市綜合經濟競爭力指數裡名列第一。2019年全國工商聯做了一個樣本為12萬6千份的調查,其結果顯示,深圳被這些被調查的企業家認為是中國營商環境排名第一的城市。在這種背景下,華為、騰訊、大疆等多家聞名的科技企業總部均設在深圳。正是如此,深圳被官方定位成中國的矽谷。當前,中國急需解決科技關鍵核心技術問題,這是經濟大循環首要大事。
中國的目標是在2035實現技術自主,從而改變過去追隨西方世界技術迭代的路線,掌握核心技術,並將技術成功產業化,從而使其成為"內循環"經濟的動力支撐。當然,這一切是否成功,還有待時間證明。十四五規劃裡決定投入1.4兆美元研發第3代半導體, 為的是不惜一切代價,建立一套自主的晶片全產業鏈。自然在這種背景下,深圳是中南海最大大的期待。而且,中國領導層對這樣的技術創新的環境似乎很有信心,官方相信今後會吸引大批來自香港甚至是全世界的技術專業人員去那裡工作。
告別"飛地"時代
儘管習近平在深圳問題上,依然強調其對鄧小平改革理念的忠誠,但他是鄧小平後面第一個全面修正鄧的"一國兩制"的執政者。 用官方的話語就是"全面 貫徹一國兩制",意思是在他之前的一國兩制政策貫徹得不全面,所以需要修正。 這裡,重要的是一個對香港的定位問題。 在鄧小平的眼裡,香港就是中國的榜樣。鄧小平於1988年6 月指出:"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他這句話包含著他對香港經濟以及制度層面的實力的肯定。他的"香港五十年不變"之說,就是強調了其"飛地"的積極功能,認可了香港在各方面的自主權。
這一切,通過今年的香港國安法的引進, 實際上已經意味著"五十年許諾"解除的開始。 但是中央對到底如何告別」飛地",並沒有明確的路線圖,但是模糊的設計中已經體現在大灣區的規劃中。在這個過程中,去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對北京上層香港理念的轉變,非常值得注意:
習近平在10月14日深圳的講話,首次表述"以深圳成為大灣區重要引擎"。而在去年的時候,官方文件還特意強調"以香港、澳門、廣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為核心引擎的講法。也就是說,在去年反送中運動之前,中央對香港的期待超於深圳。那時候,向香港學習,似乎還有其實在意義。但自去年起,中央顯然對香港這樣的"飛地"政府的治理方式非常不滿,當然也更不理解港民為何要參與"反送中"之類的抗議運動。這樣, 也就改變了本來讓香港在中國大陸所謂榜樣的形象。再加上由於國安法以及一系列法律意識形態的引進,在西方各國特別是美國引起了反彈,導致了各種制裁措施紛紛出籠,而美國更是威脅著在金融方面進行制裁。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美元外匯儲備由46%、47%跌到41%、42%,近期跌得很急,正流走相當比例的資金。這樣,香港的地位在中國決策者層面驟然大跌。而習近平領導的中央需要的確定性,只有深圳能保證大灣區發展的確定性。這樣就導致了 今年對去年大灣區規劃港澳穗深地位的更改。香港現在能做的或者必須做的,就是向深圳看齊了。
儘管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中國城市競爭力第18次報告》中,香港在可持續競爭力指數中,依然在全國排名第一。但這並沒有不影響北京高抬深圳的決定。更有意思的是,中國上層決定在深圳建立一個以人民幣為核心的金融中心,今後的深圳被官方定位成「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和可持續金融中心"。這樣,深圳更是成了寵兒,而真正的金融中心香港由於那裡行使的是西方的市場規則倒是變個不吃香了。當然,如同當年叫嚷用上海取代香港金融中心一樣,深圳在金融方面到底是否能成功,疑點還是很多的。
但是,中國領導層給香港政府的訊號很明確,不必死守"五十年"了,早點從政治、法律、經濟各個方面加入大灣區,早日實現港澳與大陸的融合。 正是在這個大環境下,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文件,試點推出"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期限為三年,即日起實施。合資格的港澳法律執業者,只要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就可取得內地執業資格,可以在大灣區內地九市從事一定範圍內的內地法律事務,主要是民事、商事。這明顯的是在加速香港與大陸在法律上事務的融合。
深圳改革的"效應"
目前,美國與中國尚處在"脫鉤"與對抗的不明確狀態中,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到底如何只能等到11月份大選以後,才能見分曉。而同時,習近平非常期待著跟歐盟能在今年結束歐盟與中國自2014年起啟動投資協定談判。 而歐盟委員會就此提出了針對中國的十項行動計劃,並闡述了對中國經濟調整改革的期待。歐盟希望中國向歐洲更加開放市場,促進彼此市場的公開和公平競爭,希望中國提高債務透明度和可持續性,對外商投資、產品和服務的予以更大的開放空間。
中國政府也許會利用深圳的例子,向毆洲說明習在深圳改革的計劃已證明其努力在滿足歐盟條件。如果是這樣,就看毆洲是否買這個戲了。 如果歐盟降低要求,中歐投資協議也許在今年能簽成。
可以預料,深圳即將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肯定會對經濟發展有一定的推動作用。深圳的例子,說明現在的中央似乎還是在繼承鄧小平經濟領域的改革路線。但是鄧小平的智慧在香港政策、外交、意識形態領域,得到問津的層度則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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