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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四十有惑,文化無隔

採訪人:亞思明2007年8月9日

即便「太陽」沒有照常在威尼斯上空升起,姜文也是一個天生的話題人物。這位喜歡導戲的演員,同時也是熱愛演戲的導演,似乎每隔七年就要「手癢」一回:正因有了光芒不減的《陽光燦爛的日子》、餘音繞梁的《鬼子來了》,習慣了失望的中國觀眾才會如此企盼《太陽照常升起》。採訪他的時候正是北京奧運周年倒計時的開始,再過幾個小時,天安門廣場就要舉行隆重慶典。隔著電話聽筒,聽他渾厚低沉的嗓音緩緩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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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照常升起》劇照圖片來源: Jiang Wen/ La Biennale di Venecia

德國之聲:姜文,你好!你準備什麼時候動身來歐洲參加威尼斯電影節?

姜文: 還沒定呢! 北京的事兒比較多。我聽人家安排吧。聽放映公司和製片公司安排。

德國之聲:上一次來威尼斯是14年前嗎?

姜文:上一次是什麼時候?我想一想……

德國之聲:第一部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是93年拍的,對吧?

姜文:對,那是94年去的。之後,又去過一次,是97年,是張藝謀的《有話好好說》。

德國之聲:不過,作為導演來威尼斯參賽還只是第二次。你的這部新片特別讓人期待,因為頭兩部作品的口碑都還不錯。但你又是一位難產的導演。從2000年拍《鬼子來了》到現在,為什麼中間會隔這麼長的時間?拍一部片子,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姜文:我還做著演員的工作呢,這期間我演了5部電影,還能剩多少時間?這是第一。第二,導演一部電影,創作一部電影。不可以那麼隨意吧。別人可以。但我不允許自己那麼做。在我看來,世界上的好作品都不是隨意拍出來的。你看庫布裡克的東西也不多,包括你們德國那個拍《香水》和《羅拉快跑》的導演。為什麼要讓每個人拍那麼多片子呢?我覺得我們能看到很多片子,是來自於很多不同的人,這個很好,很理想。但是某一個人拍得太多,不一定是件好事兒。

德國之聲:對於你個人來說,做演員對於做導演是一種促進,一種補充嗎?

姜文:那得看故事。有些故事是這樣。但有句話,我得說:沒做過演員,我怎麼做導演。沒做過演員,我又怎麼能導出好戲來。這個,是肯定的。

德國之聲:現在的這部片子——《太陽照常升起》,是怎麼想起來拍的?是因為那部小說《天鵝絨》激發了你的靈感?還是因為你一直都想拍這樣一個故事?

姜文:在看《天鵝絨》之前,我看到了這個電影中的三個故事。看到《天鵝絨》之後,我看到了第四個故事——這不一定是按順序的。《天鵝絨》把那三個故事又照亮了一遍。然後,這個電影已經完整地出現在腦子裡,所以我就要把它拍出來。

Jian Wen The sun also rises auf der Biennale in Venedig
圖片來源: Jiang Wen / La Biennale di Venezia

德國之聲:但是片子的名字又是叫《太陽照常升起》,讓人想起海明威的同名小說,二者有什麼關聯嗎?

姜文:沒什麼關聯。只有這個名字是一樣的。我喜歡《照常升起》這個名字。我記得,當年那個女作家(格特魯德‧斯坦因)給他在扉頁上題了一句話:「你們都是迷惘的一代」。但我想,「迷惘的一代」非得是他們那一撥兒的?哪撥兒都迷惘——人,年輕的時候都會迷惘吧。

德國之聲:你現在不是已經到了不惑之年嗎?你真的已經不惑,還是照樣很惑?

姜文:那是孔老師那麼編排的一句順口溜吧。最真實的情況,我看不見得是那樣。

德國之聲:作為一名導演,你創作的動力來自於哪兒?

姜文:來自於生活,來自於夢想。沒什麼特殊的。我覺得都這樣。

德國之聲:你的上一部片子——《鬼子來了》,也傾注了你的很多心血,國際上聲譽也很不錯,但一直不能在電影院正式上映。中國電影的審查制度,對你的創作是不是一個很大的限制?對創作積極性是不是一種挫傷?

姜文:首先有審查制度,就是對很多人的限制。但對我個人來說,我不會不開心。因為,我改變不了它,也不會對我的內心有什麼限制。我的內心還是自由的。

德國之聲:今後你有出國發展的可能嗎?

姜文:有合適的故事,可以啊。

德國之聲:有沒有來歐洲長期生活的可能?

姜文:我在那兒生活過。我不知道算不算長期。而且也許以後還會去。我不太想這件事兒。我該在那兒的時候,我就在那兒了。

德國之聲:有些人會有很強烈的歸屬感。你沒有嗎?你不會覺得你屬於中國,屬於北京,在那兒你是最自在的?

姜文:我覺得在哪兒我都很自在。在柏林我也自在,在巴黎,在羅馬,哪兒都自在。就是有一件事兒會比在北京麻煩,就是說話。不能完全聽得懂,不能完全透徹地表達一個意思。

德國之聲:來這兒的時候,有沒有文化的隔膜感?

姜文:沒什麼隔閡感。很自然。

德國之聲:您的太太,或者說,前妻吧,是一個法國人。很多人說,異國戀看似浪漫,但其實不易。你是否也有同感?

姜文:我沒覺得有什麼不容易。所謂不容易,是不分種族的。只要兩個人擰吧,不對勁兒,就算是鄰居,也是不對勁兒。如果兩個人順溜了,舒服了,即使相隔再遠,也會一見如故。我覺得拿文化隔膜來說事兒,只是一個藉口。就是——我懶得搭理你了,就算是文化隔膜。想搭理你的時候,沒有任何隔膜。男人和女人,有什麼隔膜呀?男人和男人,我也覺得沒什麼隔膜。不順心了,那就刀槍相見了,全是隔膜——你說的話,全聽不懂。順心了,就怎麼都對。我不覺得文化有那麼大的差異。

德國之聲:德國除了拍《羅拉快跑》和《香水》的湯姆‧提克威之外,還有沒有你喜歡的導演?

姜文:我喜歡施隆多夫。而且施隆多夫本人也幫助過我做《陽光燦爛的日子》,我非常感謝施隆多夫本人,也感謝德國電影界的朋友。沒有他們,《陽光燦爛》就出不來。所以我跟你說,文化隔閡,那都是扯淡的。因為我雖然在中國,那麼多的電影導演,也沒有人伸出手來幫助我把片子做完。倒是一個我從來沒有見過,只聽說拍過《鐵皮鼓》的一個叫施隆多夫的德國導演看了我的40分鐘樣片之後說,哎,這小子,我一定幫他把片子做完。這是個好片子。

Jiang Wen's The sun also rises auf der Biennale in Venedig
圖片來源: Jiang Wen/ La Biennale di Venezia

德國之聲:你來過德國多少次了?

姜文:我不記得了。去過幾次吧。包括在那兒做片子,參加電影節。還有,前年我又專門去看了一次施隆多夫。我想借你們這個機會,好好替我感謝他。

德國之聲:好的。一定轉告。有一個問題,我很想知道:在公眾印象裡,你總是一副非常自信的樣子。生活中的你也是這樣嗎?

姜文:我覺得我跟普通人沒區別吧。哪一個人可以永遠自信,哪一個人可以永遠不自信?都不會。總是交替的吧。如果說自信,我倒願意那麼來理解:自信等於你知道不能做什麼。

德國之聲:你不能做什麼?

姜文:很多。

德國之聲:比方說呢?

姜文:還有什麼比方說的。我不能做愛因斯坦,我不能做納什,我也不能到月亮上去插旗子。或者,我根本也不願意做。

德國之聲:你最願意做的事情,都是跟電影有關係的?

姜文:也不一定。我也願意蓋房子。如果給我一個機會,我願意蓋一座城市。

德國之聲:當建築師。

姜文:對呀。總之我喜歡勞動吧。

德國之聲:除了電影,生活中還有什麼重要的事?

姜文:很多。生活本身就是很多的東西。電影是個表達方式。 電影本身沒什麼,就是工具吧,像紙和筆一樣。然後你有什麼要表達的,就通過電影表達了。沒有什麼要表達的時候,該幹什麼還是干什麼唄。

德國之聲:我有一位同事,一定要讓我轉告你:她覺得你特別適合去演《黃金時代》(王小波小說)裡面的那個王二,陳沖特別適合去演陳清揚。

姜文:好啊。那我一定回頭好好看看,再跟陳沖商量商量。我覺得她的這個想法很不錯。你替我謝謝她。

德國之聲:好的。我沒有什麼別的問題了。祝你威尼斯一切順利。

姜文:好!也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