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融入史（九）：  一個沉默不語的小班

（德國之聲中文網）上世紀80年代中，我們在北京大學西語系的德語專業提前實現了兩德統一。來自東德的教授負責整個德國的文學，特別在分析"浮士德"的時候，他給我們提供了可貴的幫助。由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派來的西德年輕講師則承擔著提高我們口語水準的重任。

"我們"指的是一個10人小班，由全國各地外國語學校的畢業生組成。由於從未有如此眾多的已具備良好德語基礎的畢業生報考北京大學的德語文學專業，系領導決定擴大招生，由計劃中的18個增至22個，並將我們分成了兩個班 -  一個普通班和一個快班。凡是以德語為主要語言的課程，我們都是10人小範圍；其他課則與普通班以及西語系其他專業的同學一起上。

不過為了提高我們的口語水準，外教首先要知道我們的現有水準在哪裡。他小心翼翼地提問："你叫什麼名字？""你從哪兒來？"這種問題太可笑了，我們根本不屑於回答。沒有事先商量，我們十個人做出同樣的反應 - 保持沉默。他繼續嘗試著讓我們開口："你今年多大？""你有兄弟姐妹嗎？"我有點兒同情他。按理說，我這樣的好學生理應配合老師。但是作為中學就能講500句魯迅的學生，我也覺得這樣的問題簡直是對我們的侮辱。他完全可以事先向其他老師咨詢一下我們的起點有多高。

燕春園的破冰之旅

上了三堂自語課之後，那位可憐的德國人決定改變策略："今天我們不在教室上課了。我請你們去燕春園吃飯。"燕春園當時是北大校園裡唯一的一座餐廳。與學生食堂相比，燕春園的飯菜更多樣、更可口，價格也很人道。讓他請客並非我們沉默不語的目的，但我們也難以掩飾心中的喜悅。我們圍坐一桌，輕鬆地用德語交談起來。突然，外教驚異地說："原來你們不是聾啞人啊！"

從那以後，感覺一半的口語課轉移到了燕春園。邊吃邊聊的過程中，我們也瞭解了外教的身世：他在德國的"紅色堡壘"不來梅讀的大學，曾經是毛澤東的粉絲。他的學生宿舍裡，整面牆都貼著毛澤東的頭像。我心想：他現在終於來到了自己的理想國度。顯然他在後毛澤東時代也是如魚得水，否則不會申請延長在中國的逗留時間。後來我們知道了他不願回國的真正原因：他愛上了一位華裔印尼女性。外教請我們吃飯的頻率降低，不過他現在也不需要以此做誘餌了。

用詹姆斯-邦德做調劑

另外一門小班課與口語相呼應 - 聽力課。聽力課的教室裡有錄音機、短波收音機、耳機等設備，在上世紀80年代算得上相當先進了。我們經常聽德國之聲德語的新聞節目，並同聲翻譯成中文。這一節課需要注意力的最高度集中。作為獎賞，我們的老師時不常把課堂轉移到他的一居室。我們看007間諜片，老師在廚房裡給我們煮熱湯面。其實，讓我們幾個人心滿意足不一定需要燕春園的豐盛，一碗熱湯面足矣。

可惜並非所有教授和講師都像上述兩位單身漢那樣寵愛我們。那位用翻譯貝多芬海利根施塔特遺囑折磨我們的教授也經常把課堂搬到家裡，其夫人總是在我們上課的時候開始在隔壁廚房準備午飯。香味越濃，我們就越是飢腸轆轆。下課的時候，我們只能快速沖向距離最近的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