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之后,中国的银行往哪走
2004年3月12日中国四大银行之一的中国农业银行推出了一个新规定,客户提款要说明用途。如果在用途一栏上写上“两个人去广东旅行”,那就可以没有问题地提出1万元。如果一个老实巴交的客户写上“房租”或“立体声音响”,那就得出示发票。于是,有的客户就成天满世界地旅游。当最近从国外一笔7000欧元的款汇到帐上时,银行还是要求一位客户出示发票:“根据上面的指示,这要检查。”
上述这位中国顾客在IBM和诺基亚落脚的一个商业中心有着自己的办公室。而他在这家银行甚至连银行水单都拿不到。幸亏在中国还不是在每家银行都会碰到这样的事。然而,这个银行的共产党旧时代表现体现了一种低水平的银行文化。
2006年,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期限一到,外国银行将也可以在中国提供包括人民币通常业务在内的服务,到那时,中国的银行不得不担心它们的顾客们。倒计时的钟已在嘀嘀达达地走着了,人民银行首脑周小川和他的同行、新建的银监会负责人刘明康对此十分清楚。
在北京正在召开的人大上,这两位都把银行改革宣布为最重要的任务。问题并非仅仅是服务方面的缺陷,份量更重的是烂贷款中窝着的风险。根据官方数字,烂贷款占贷款额的17.8%。按他们的美国同行格林斯潘的估计这个比例甚至高达50%。格林斯潘和其他专家一致认为,中国的银行体制只有在一个前提下才能够正常地运转下去,这个前提就是:作为储蓄世界冠军的中国人不一窝蜂地把他们的存款提出。
中国人不会这样做,一方面因为他们在中国没有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也因为外国投资者把他们的钱弄到外国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中国的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货币,它跟美元紧紧地捆在一起。
但是,假如中国听从美国的要求,把人民币交给市场,这种严格的资本控制就会消失。中国的银行体系就会失去稳定。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不仅对中国来说,对世界经济来说同样如此。尽管美国人喜欢把失业率上升的责任推给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货,但北京仍然不给升值的要求让步,保持着人民币的稳定。
银行改革应该拥有绝对优先的地位。政府给中国的两艘旗舰-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再次注入了450亿美元,从而把它们送上了前沿阵地。这两家银行可能于2005年在美国和香港上市。银监会规定了红利和利润率的尺度,这些尺度是向世界前100家银行看齐的。但如果看一下这两家银行所面临的挑战,就能够明白,人们对他们的要求意味着什么样的量的飞跃。银行现在还不能轻易地摆脱那种靠贷款维持垂危的国有企业生命的政策。不能大量停发本已处于不安状态的工人的工资吧?尽管许多钱可能直接流入的地方是那些腐败的官僚的腰包。
(安德雷阿斯.朗德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