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内参”治了一个什么国？

（德国之声中文网）上大学时的某个寒假，一位同窗好友请我去他家里过年。北方天气太冷，我几乎没有出门，而是躲在卧室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完几大堆新华社内部参考。好友的父母都是新华社高级记者，这些“国家机密”就堆积在书柜底层甚至床下。

年轻的我不仅惊讶于国家有这么多“机密”，而且对新华社记者大量的“秉笔直书”深感佩服。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有不少官媒记者发表了良知、勇气和文采俱佳的报告文学，成为知名作家；但是，看到那么多不知名的记者认真地写了那么多不公开发表的文字，我非常感动——也许是受报告文学影响，那些内参文章尤其是长篇特写，大多并不是情报格式的写法，而是文采斐然，甚至感情充沛。

我猜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后来对于新闻的兴趣。但是，幸运的是，尽管我的一些文章也被政府部门拿去做“内部参考”，但是我并没有“资格”去写这些官方“内参”。进入媒体行业之后，我很快就意识到，公开报道是成为记者的前提，否则你就是在做情报工作。

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中国的“内参”系统不一样，将广大的媒体工作者和学者都视作情报人员。近年来，中国和美国之间发生互相驱逐记者的事件。从表面上，这是对等的行动。但是，一个观点显然有足够的说服力：中国驱逐的是美国自由媒体的记者，而美国驱逐的是以记者名义为中国政府服务的情报人员。

撇开有些人根本就不是记者而是标准的情报人员的指控不说，即便从新闻行业来说，公开的证据之一，是中国官媒记者一边写给读者看的报道，一边写给领导看的内参。

写内参的人不只有记者。很多高校和智库的学者，也承担着给领导写内参的任务。跟上世纪八十年的我一样，很多人很景仰能写内参的人，认为他们能通过秘密渠道让领导更直接地更快捷地了解民生疾苦和纵观国际形势，做出正确的决策。

因此，有人称中国是“内参治国”。其中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内参机制在国家治理中举足轻重，内参质量的优劣非同小可。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爱读内参？

根据美联社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加强了对新华社的控制，使得“即便是这种不对外公开的内部报道机制，也遇到了难以提供坦率评估的困境，任何质疑党的路线的内容都可能带来风险”。因此，内参的价值大打折扣，集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越来越与外界隔绝，自我禁闭在信息茧房之中。

我相信专制者都生活在信息茧房之中，但是控制媒体和削弱内参之间，以及内参繁荣和领导正确决策之间，是否完全正相关，我表示怀疑。根据媒体报道，阅读内参曾是毛泽东每天的功课。1971 年，毛泽东到外地巡视途中对各地负责人谈话时说：“我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勤读内参的毛泽东治理出了一个什么国呢？邓小平控制下的“历史决议”认为，晚年毛泽东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官媒接着宣传邓小平也酷爱“内参“，继续证明“内参治国”的重要。报道说，仅依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年谱》，邓小平阅读和批示内参的数量达220件左右，有一半出现在1975年至1978年这三年时间——可是，这三年难道不是邓小平被毛泽东“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之后、从华国锋手中夺权之前的空闲时期吗？为什么他在真正大权在握之后的近20年间，反而才批阅了100多件内参呢？

再说，是内参让邓小平做出了“天安门屠杀”的“正确决策”吗？是内参让他设计了有效期仅有二十年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好制度吗？

好内参让领导做出正确决策？

人们普遍担心，内参的萎缩让习近平得不到正确的信息，由此做出错误的决定。事实上，什么是“正确的决定”，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美联社的报道也提到，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的时候，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廖君扮演了两种角色，一方面在公开报道中称这一病毒不会人传人，一方面给领导写内参警告该病毒非常危险。结果如何呢？中共并没有因为这一“正确”的内参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及时阻止病毒传播。

为什么内参质量下降呢？据说因为高压之下“风险太大”，记者不愿意写负面消息。其实，内参写作的风险，在爱看内参的毛泽东掌权期间，一点都不比现在小。《人民日报》知名记者王金凤回忆说，1967年秋天，她了解到驻上海的空四军为了“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决定让空中交通管制员和飞行员之间每次对话前都要先喊一句毛主席语录。她认为这样做容易发生事故，写了一篇内参，结果换来五年牢狱之灾。

尽管如此，王金凤很骄傲她能写内参，因为的确有内参受到领导重视。例如，1964年，她曾经写内参揭露河北省劳模作假，虚报产量，受到领导批示，此劳模被撤职。

在赞赏内参功效的同时再仔细想想，粮食亩产“放卫星”不就是《人民日报》报道的吗？这是因为写内参的记者不够多吗？

再说，在没有内参机制的民主国家，媒体独立，言论自由，会出现全国报纸都在报道粮食亩产“放卫星”吗？换句话说，这种“好内参”原本并不需要。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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