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欧洲道路指引“和谐社会”

胡温政府今年稍早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设想，在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云云之外，中心主题正是胡锦涛月前亲自阐释、大幅强调的“改进社会管理”。联系去年胡锦涛在全国公安、武警大练兵汇演的讲话，以及胡温中央将“没有大规模上访”列入地方官僚政绩的考核指标、地方政府打压各种群体上访，外界不难得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用意恐怕更在于建立威权主义的严格社会控制制度，强化现行的“警察国家”体制。

中国学界近年来讨论的社会改革方案多倾向欧洲道路。“警察国家”曾经是欧洲国家19到20世纪期间发展出的社会控制模式，与人权保障未必矛盾。以英、法为例，这些国家的基本人权保障分别早在17世纪和18世纪末就已在宪法性文件中做为政治承诺得到宣示，并在对警察暴力的制度约束中得到确立。在“警察国家”作为一种基本社会控制的同时，普通公民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参与不断得到发展，社会权利也随着社会福利体制的建立得到承认。

从这意义上说，社会权利无论其本质还是历史发展，都是基本人权和政治权利的延伸。但中国当前社会危机的实质，正是人权保障欠缺所致，几乎每一桩具体的大规模侵权案或者民变的背后，都有行政权力、警察暴力滥用的影子。构建和谐社会本当从此入手，逐步修正、完善保障基本人权的法律体系和行政服务体系。

酝酿中的废除劳教并转为矫治感化制度也很合乎构建和谐社会、保障基本人权、进行社会改革的要求，外界也愿意视之为中国人权入宪后的显著人权进步。据中国人大上月透露，本次人大全体会议后，废改实行将近半个世纪的劳教制度将正式进入四月的常委会审议。这将成为本届中国人大致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贡献。

但是，废除这一牵涉310多处劳教场所、现押31万多人的制度，来自警方的阻力却是最大，表面上更与“和谐社会”要求严管的用意相左。人大代表段维义两年前联名127人提案要求废除劳教，翌年再度提案的联署超过四百，但也只是进入了人大的五年立法规划。

是什么原因驱使全国人大突然加速了立法步伐？其后的“构建和谐社会”背景是否在以社会改革之名推动基本人权？就胡锦涛大幅强调的改进社会管理而论，若单纯比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管理和控制，中国的社会行政管理确实水平低下，政府日常职能仍然以经济为中心，而不是着眼于提供社会服务、满足公民的社会权利，难以应对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下中国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问题爆发、公民社会形成、和社会服务需求上升的转型压力。以致近年来在农村、教育、医疗、环保、治安、养老、贫困等等社会诸多领域，危机愈益严重，多年来官方强调的“稳定”一词早已失去意义。

但是，促成废除劳教制度作为人权改革先声的关键动力还是源于中国当局精心计算国际社会强烈压力、企图谋求更大交易。尽管此前，联合国人权专员罗宾逊夫人多次批评，德国外长菲舍尔去年到京也劝诫中国领导人认真考虑废除劳教，但只有在今年欧盟对华军事禁运解除问题产生的人权改革压力愈益紧崩之后，胡温政府才真正意识到经济巨人和社会侏儒的社会失衡不仅困扰所谓中共的执政能力，更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际战略和交往。

温家宝在2004年末出席海牙欧盟－中国峰会企图游说欧盟最终放弃对华军事禁运，面对欧盟官员极其坦诚交待的底线――解铃仍需系铃人，中国的人权政治总得做些能够向欧洲公众交待得过去的改善吧――竟无言以对。因此，虽然中国强烈渴望“崛起”的战略雄心开始意识到社会作为国家依托的重要性，但是来自欧洲的建设性人权对话和在欧盟对外关系中对人权原则的坚持直接促成了中国内部的变革。

中国人大正在讨论的“构建和谐社会”有意从欧洲数百年的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革道路中汲取经验，但仅着眼于现代社会控制体制还是不够的。欧洲的社会党人与19世纪的“和谐经济”理念有很深渊源，由此产生“修正主义”的“妥协”路线，创造了欧洲的现代社会民主和社会团结。这是欧洲今日人权政治的基础之一，对中国改革更更有理论资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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