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歐洲道路指引「和諧社會」

胡溫政府今年稍早提出的「構建和諧社會」設想，在其「民主法治、公平正義... 」雲雲之外，中心主題正是胡錦濤月前親自闡釋、大幅強調的「改進社會管理」。聯繫去年胡錦濤在全國公安、武警大練兵匯演的講話，以及胡溫中央將「沒有大規模上訪」列入地方官僚政績的考核指標、地方政府打壓各種群體上訪，外界不難得出「構建和諧社會」的用意恐怕更在於建立威權主義的嚴格社會控制制度，強化現行的「警察國家」體制。

中國學界近年來討論的社會改革方案多傾向歐洲道路。「警察國家」曾經是歐洲國家19到20世紀期間發展出的社會控制模式，與人權保障未必矛盾。以英、法為例，這些國家的基本人權保障分別早在17世紀和18世紀末就已在憲法性文件中做為政治承諾得到宣示，並在對警察暴力的制度約束中得到確立。在「警察國家」作為一種基本社會控制的同時，普通公民的政治權利和政治參與不斷得到發展，社會權利也隨著社會福利體制的建立得到承認。

從這意義上說，社會權利無論其本質還是歷史發展，都是基本人權和政治權利的延伸。但中國當前社會危機的實質，正是人權保障欠缺所致，幾乎每一樁具體的大規模侵權案或者民變的背後，都有行政權力、警察暴力濫用的影子。構建和諧社會本當從此入手，逐步修正、完善保障基本人權的法律體系和行政服務體系。

醞釀中的廢除勞教並轉為矯治感化制度也很合乎構建和諧社會、保障基本人權、進行社會改革的要求，外界也願意視之為中國人權入憲後的顯著人權進步。據中國人大上月透露，本次人大全體會議後，廢改實行將近半個世紀的勞教制度將正式進入四月的常委會審議。這將成為本屆中國人大致力「構建和諧社會」的最重要貢獻。

但是，廢除這一牽涉310多處勞教場所、現押31萬多人的制度，來自警方的阻力卻是最大，表面上更與「和諧社會」要求嚴管的用意相左。人大代表段維義兩年前聯名127人提案要求廢除勞教，翌年再度提案的聯署超過四百，但也只是進入了人大的五年立法規劃。

是什麼原因驅使全國人大突然加速了立法步伐？其後的「構建和諧社會」背景是否在以社會改革之名推動基本人權？就胡錦濤大幅強調的改進社會管理而論，若單純比照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管理和控制，中國的社會行政管理確實水準低下，政府日常職能仍然以經濟為中心，而不是著眼於提供社會服務、滿足公民的社會權利，難以應對市場經濟高速發展下中國社會流動性增強、社會問題爆發、公民社會形成、和社會服務需求上升的轉型壓力。以致近年來在農村、教育、醫療、環保、治安、養老、貧困等等社會諸多領域，危機愈益嚴重，多年來官方強調的「穩定」一詞早已失去意義。

但是，促成廢除勞教制度作為人權改革先聲的關鍵動力還是源於中國當局精心計算國際社會強烈壓力、企圖謀求更大交易。儘管此前，聯合國人權專員羅賓遜夫人多次批評，德國外長菲舍爾去年到京也勸誡中國領導人認真考慮廢除勞教，但只有在今年歐盟對華軍事禁運解除問題產生的人權改革壓力愈益緊崩之後，胡溫政府才真正意識到經濟巨人和社會侏儒的社會失衡不僅困擾所謂中共的執政能力，更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國際戰略和交往。

溫家寶在2004年末出席海牙歐盟－中國峰會企圖游說歐盟最終放棄對華軍事禁運，面對歐盟官員極其坦誠交待的底線──解鈴仍需系鈴人，中國的人權政治總得做些能夠向歐洲公眾交待得過去的改善吧──竟無言以對。因此，雖然中國強烈渴望「崛起」的戰略雄心開始意識到社會作為國家依託的重要性，但是來自歐洲的建設性人權對話和在歐盟對外關係中對人權原則的堅持直接促成了中國內部的變革。

中國人大正在討論的「構建和諧社會」有意從歐洲數百年的國家建設和社會改革道路中汲取經驗，但僅著眼於現代社會控制體制還是不夠的。歐洲的社會黨人與19世紀的「和諧經濟」理念有很深淵源，由此產生「修正主義」的「妥協」路線，創造了歐洲的現代社會民主和社會團結。這是歐洲今日人權政治的基礎之一，對中國改革更更有理論資源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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